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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海霞等:地缘冲突与输入型通胀启示录

来源:网络日期:2026-04-16 浏览:

  自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战火已持续三周时间且呈现越演愈烈的趋势,受此影响,ICE布油一度上涨至110美元/桶以上,引发了全球市场对于新一轮输入型通胀的担忧。回顾2000年以来,全球出现过四次典型的由危机或地缘冲突事件引发的输入型通胀风险:

  第一轮出现在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期间,美英联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在三周内推翻萨达姆政权,国际油价虽在开战前因避险情绪一度升至每桶约37美元,但随着巴格达迅速陷落,市场对供给中断的恐慌消退,油价数月内回落至30美元以下。考虑到伊拉克的石油出口在战前已受到联合国制裁的严格限制,其产量占全球供给的比例有限,加之战事并未波及中东其他产油国的生产设施与运输通道,这一轮冲击并未演化为持续性的全球通胀压力。

  第二轮在2007年至2008年年中,全球经济经历了一轮由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地缘风险频发与全球需求过热形成共振,尼日利亚产油区遭遇武装分子频繁袭击、伊朗核问题持续发酵、委内瑞拉减产等等,叠加金融市场投机资本大规模涌入商品期货市场,催生了更为猛烈的输入型通胀,原油价格涨至147美元的历史峰值,多国CPI创下数十年新高,为随后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第三轮出现在2010-2011年期间,当时“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北非地区,社会政治动荡广泛蔓延。2011年2月利比亚内战爆发致使高质量原油供应几乎中断长达九个月,叠加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开始复苏,布油价格重返每桶120美元以上。此轮冲击的特殊之处在于,社会政治动荡的广泛蔓延引发了市场对更大范围供给中断的担忧,全球通胀高涨长达一年以上。由于欧洲对利比亚原油的进口依赖度极高,正逢欧债危机,市场对欧洲陷入“滞胀”的担忧急剧升温。

  距今最近的一轮输入型通胀发生在2021至2022年,其成因更为复杂。一方面,疫情解禁后的强劲复苏释放了大量的工业需求,而全球供应链尚未完全修复,供需缺口持续推高物价;2022年2月俄乌冲突的爆发为通胀进程注入一剂“加速剂”,布伦特原油一度冲高至128美元/桶,其对于全球通胀冲击的广度、深度和持续性远超前几轮,美国CPI同比峰值达到9.1%,欧元区CPI达到两位数增长,全球主要央行被迫启动近四十年来最激进的加息周期。

  从历史经验看,地缘冲突和危机事件能否驱动输入型通胀最终取决于冲突是否实质影响了全球能源供给以及输入国经济周期的演变。一方面,地缘冲突的范围和持续性对通胀的影响要高于冲突本身。即便是像2003年大规模军事行动,只要战事在短期内结束且未扩散至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和其他产油国,市场供给预期便能迅速修复,油价冲击将表现为脉冲式的短暂扰动。但若战争从局部对抗演变为波及更广地区、持续更长时间的危机,从而实质性引发全球能源供给冲击,对通胀的影响将更加深远。如2010年利比亚内乱引发市场对整个中东地区供给中断的担忧,2022年俄乌冲突持续至今仍未结束,其影响远大于任何单一的军事事件,这种广泛且持久的不确定性会改变市场的长期预期,从而驱动价格在更高的中枢上持续运行。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的周期位置是输入型通胀传导的关键放大器,它决定了外部成本压力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向经济体系(尤其是终端消费价格CPI)传导和扩散。若外部冲击遇上国内经济过热,则通胀压力倍增,如2007-2008年中国;若国内需求疲软,则传导受阻,易形成“类滞胀”,典型如2010和2022年的欧元区。

  截至当前,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持续近一个月,市场对美伊冲突的定价已不是速战速绝的军事行动,其外溢效应持续显现,或推升油价在更高中枢水平震荡。一方面,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石油供给造成实质性影响。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2025年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过石油及石油产品约2000万桶,占全球石油消费的约20%,其中70%运往亚洲市场,美伊冲突对亚洲主要原油进口国的能源安全构成了直接挑战。另一方面,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已演变为对能源基础设施的精准打击,冲突波及范围扩大至中东地区,其对能源供应的破坏度与2022年俄乌冲突具有可比性。受此影响,3月以来原油价格震荡加剧,3月9日盘中,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触及119.5美元/桶,创下2022年以来的新高,截至3月底,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已上涨至118美元/桶,仍处于高位运行。此外,从冲突的持续时间看,Polymarket对美国和伊朗短期内停战的押注概率也在走低。截至3月27日,预期6月末停火的概率为64%,5月末之前停火为56%,5月前停火的概率均低于50%,市场普遍预期这场冲突的持续时间在两个月以上。

  对中国来说,尽管影响物价的因素有很多,包含但不限于终端需求复苏情况、海外大宗品供应偏紧、“反内卷”推进以及全球AI投资热潮等因素,但目前来看,中东美以伊战争引发的输入型通胀是影响价格走势的最大冲击因素。假设其余影响物价的因素不变,根据美以伊冲突持续时间、航运运力和供应链修复程度的不同,我们将后续物价可能走势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形进行判断:

  基准情形下,考虑到市场普遍预期冲突持续时间在两个月以上,特朗普政策立场的反复可能导致冲突无法实质性缓和,美以对伊朗打击不断,高强度互攻短期停止,进入消耗拉锯阶段。中东各国关键能源基础设施不再进一步遭受大幅破坏,油价维持100-120美元的高位中枢震荡,在此情形下,根据油价对于PPI的影响测算[1],预计PPI回正节奏加快,或于3月底或4月回正,二季度将延续上涨趋势,并于下半年趋于平稳,全年来看,PPI同比回升至0.5%-1.5%,CPI同比在1%-1.5%左右,通胀中枢虽然抬升但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真正的风险在于持续数月的成本和物价抬升,可能对微观主体的盈利和预期造成损害。

  乐观情形下,美伊冲突阶段性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封锁有局部放松的可能,若双方短期内达成停火协议,或霍尔木兹海峡对非美国盟友国家选择性开放,油价有望回调至100美元以内。考虑到发改委已对3月23日得成品油价格进行临时调控,预计年内PPI同比或达到0-0.5%, CPI涨幅整体有限,全年同比增速或在0.5%左右。

  悲观情形下,双方冲突在5月仍未结束,且向地面战蔓延。3月20日,美国派遣3艘军舰和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前往中东,预估3周到达,当前美国增兵作战的风险加剧,但是否能演变成地面战,甚至采取夺取哈尔克岛的军事行动仍然具有不确定性。若冲突进一步加剧、持续时长超出预期,甚至伊朗和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油价有望攀升至130美元甚至更高。在此情形下,预计全年PPI同比将升至1.5%-3%,全球滞胀风险加剧,下游终端需求难以承接持续升高的物价水平,发改委采取临时调控、保供稳价措施,预计PPI与CPI剪刀差扩大,CPI同比或为1.5%-2%左右。

  从结构上看,原油价格上涨更多带动PPI结构性上行,这种成本挤压会导致行业分化加剧。从当前原油价格的影响看,为应对潜在的原材料供应中断风险,炼化厂已进行预防性减产,据隆重资讯,美伊冲突至今常减压炼厂符合累计下滑超8%。3月下旬,国内汽、柴油价格大幅上调,物流成本整体增加,同时,除采矿业、石油化工产业链上游环节外,中游环节如化工、轮胎、建材等能源密集行业纷纷宣布涨价,部分产品如丁二烯相比冲突前已累计涨价超80%。从产业链角度看,石油生产会影响众多行业,根据里昂惕夫逆矩阵可知,对石油依赖度较高的行业集中在精炼石油和核燃料加工品、水上与航空旅客运输、基础化学原料、化学制品行业等。其中,对石油开采依赖较高的前20个行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比重为7.2%。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成本不能沿产业链向下转移,将进一步挤压行业利润空间,特别是与终端需求相关性更高的下业,如水上和航空运输服务、物流与快递、日用塑料制品、电池、农产品(受农药化肥涨价影响)等。

  考虑到我国能源对外依赖度低于20%,且前瞻性战略储备充足,输入型通胀引发全面通胀的可能性较低,但当前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核心症结仍然存在,需要警惕“类滞胀”风险。短期来看,在通缩的经济环境下,输入型通胀可以从外部强行打断价格持续下行的预期,具备一定的信号意义。但若外围冲突持续蔓延、物价水平长时间在高位中枢运行,而居民就业与收入预期偏弱、谨慎性动机增强、投资回报率下滑等因素影响下,国内需求未得到根本改善,输入型通胀难以顺利传导至中下游和终端消费,长期来看,这种价格上涨不可持续。物价走势极易呈现PPI大幅上涨,但CPI整体温和甚至下行压力再现的局面。后续伴随大宗商品价格回归至合理水平,我国整体物价走势也将向国内基本面回归,有效需求和微观主体信心能否提振或对后续物价走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从物价上涨的来源、经济和产业趋势看,本轮输入型通胀与2021-2022年存在更大的相似之处。其一,两轮周期均面临典型的外部供给冲击和输入型通胀的风险,且全球供应链经历了大幅的调整和重塑。2020年是因为公共卫生危机导致的供应链断裂,当前各国出于贸易保护与产业链安全重构的考量,密集出台了涉及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领域的产业补贴法案与出口管制政策,全球供应链或进入新一轮调整。其二,两轮周期内外需都表现出超预期的韧性。2021-2022年欧美经济体消费需求和工业生产恢复,对进口商品需求旺盛,而中国凭借较早控制疫情、生产秩序恢复较快,填补了全球供需缺口;当前来自新兴市场的工业化进程以及AI产业投资的需求都为我国出口提供了强大的韧性支持。其三,从产业角度看,半导体产业均处于上行周期。2021-2022年由于疫情引发的居家办公需求,全球数字化转型下开始出现芯片缺供问题;当前,全球AI投资热潮正驱动新一轮半导体产业周期,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链的价格上涨和投资扩张,这也成为今年PPI回升和制造业投资的主要结构性亮点。

  通过梳理2021-2022年各国应对输入型通胀的治理经验,各经济体的应对工具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保供稳价、提振需求,以及着眼中长期的能源转型。

  在供给侧治理工具方面,战略石油储备(SPR)的释放是各国应对能源价格飙升时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2022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能源署(IEA)成员国宣布了史上最大规模的SPR协调释放计划,美国单方面承诺释放1.8亿桶,全球合计释放约2.4亿桶。这一举措在短期内有效增加了市场供给,对油价上行形成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布伦特原油价格在SPR释放公告后的数周内从每桶约120美元回落至100美元附近。然而,SPR的释放本质上是对存量储备的消耗,其有效性受到储备总量的刚性约束,且后续补库需求也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油价。截至2026年3月,美国SPR战略石油储备约4.15亿桶,即便近年来有所补充,但仍未恢复至此前6-7亿桶的常规水平。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影响较大的亚洲国家而言,日韩应急原油储备相对更多,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战略石油储备建设,但应急石油储备的保障天数(109天)仍然落后于日美等发达国家,SPR释放作为短期工具的空间有限,需要更加审慎地使用。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石油储备天数远低于IEA建议的90天标准,越南、新加坡等国储备尤为紧张,若原油价格持续上涨,东南亚国家的工业生产可能面临较大的冲击,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顺应新兴国家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外需增长。

  除释放石油储备外,“保供稳价”成为各国应对输入型通胀的核心框架,其在平抑物价的同时,也对全球能源转型、供应链安全及财政可持续性构成了实质性挑战。在“保供”方面,各国的保供措施主要围绕原油、天然气价格直接传导,且与民生保障高度相关的中游领域如肥料、农产品、矿产品,以及能源替代品煤炭、核电等,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保障供应。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国家以牺牲国内能源转型与全球自由贸易为代价,优先保障供应。一是部分国家尤其是欧洲的绿色转型部署面临政策回摆,部分欧洲国家临时重启、延长煤电机组运行,推迟核电退出时间表;二是主要农产品、矿产品出口国如印尼、印度相继实施出口管制、加征关税等措施,贸易保护再度兴起。

  在“稳价”方面,各国根据自身国情多采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行政直接限价等多种工具,2022年法国、西班牙等国对燃油费进行财政补贴,德国、荷兰采用对燃油消费税限时减征的方式降低油价,部分国家受限于财政空间而采取直接的价格限制,如阿根廷、匈牙利等对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实施价格冻结和价格上限措施。这些政策工具具备显著的短期救济性质,但造成了更大的财政负担。根据IMF的估计,2022年全球化石燃料补贴总额达到创纪录的 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 7.1%,其中,政府直接支付以压低价格的显性补贴在2022年翻一番,达到 1.3万亿美元,全球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保持在91%的高位,比新冠疫情前的水平高出约7.5个百分点,为后续财政整固埋下了隐患。

  在“保供稳价”方面,2022年我国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价格调控工具箱。一是我国对成品油定价机制进行优化,当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保障国内市场稳定;二是加大原油替代产品如煤炭、可再生能源的供应,2022年我国对所有煤炭实施税率为零的进口暂定税率,各地纷纷加快大型风电光伏等能源项目的建设和开工;三是对成本压力大但难以传导的行业,典型如农业领域进行补贴,以保障农产品的基础供应。2022年中央财政分三批累计下达400亿元农资补贴,直接发放给实际种粮农民,以对冲化肥等农资价格上涨的影响。

  欧盟以大规模、普惠式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为主,直接向家庭和企业输血,在主要经济体中力度最大。欧盟及其成员国在2021年秋季至2023年初期间,对家庭和企业的能源补贴总规模接近8000亿欧元,涵盖了电费减免、取暖补贴、中小企业能源成本补助等多种形式。与此同时,多个成员国对发电企业设置了收入上限,对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征收了“暴利税”(windfall profit tax),将超额利润回收用于补贴终端用户,有效缓冲了能源价格冲击对中低收入家庭和能源密集型企业的直接伤害。

  日本推出综合经济救助计划,兼具现金发放、消费券和低息贷款等,意图全面对冲通胀和日元贬值的双重冲击。2022年日元兑美元贬值逾20%,输入型通胀压力远超历史常态,日本政府先后出台三轮经济对策,总规模超过70万亿日元。在短期纾困层面,政府对向低收入家庭发放5万日元现金援助,并设立“生育准备金”,向新生儿家庭发放优惠券等;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息、,延长疫情相关贷款援助期限。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 “春斗”实现工资的集中增长,其核心是从收入端发力,直接提振居民购买力和通胀预期,顺势打破“工资-物价”通缩螺旋。2021年以来,政策通过分层次税收优惠政策系统性引导企业涨薪,对工资总额增幅达标的企业,按增长幅度给予15%-45%的法人税扣除。2022年“春斗”实现了2.2%的加薪,是四年来的首次加薪。此后,加薪势头持续增强,2023年工会提出的加薪要求达到约5%,为28年来最大。到2024年,丰田等大企业同意25年来最大幅度加薪。连续加薪成功抵御了成本推动型通胀对居民实际购买力的侵蚀,带领日本走出了近30年的通缩。

  相比之下,2021-2022年我国补贴政策主要针对低收入、特困等特定群体的救助需求,必要时着力托底内需。在输入型通胀压力下,中央出台政策指引,对低收入人群实施与物价涨幅挂钩的补贴救助。2021年11月,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提出当CPI单月同比涨幅达到3.5%,或CPI食品分项单月同比涨幅达到6%,各地可结合实际降低社会救助的启动标准,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定向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货币政策方面,2021年央行在货政执行报告中强调“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并于2021年至2022年4月央行实施三次降准125BP,为市场提供流动性。2022年下半年,随着稳增长压力提升,政策重心进一步向需求端倾斜,通过乘用车购置税减半及政策性金融工具等组合拳,着力托底投资与消费需求。

  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历史反复证明,每一次由地缘冲突引发的重大输入型通胀危机,往往会成为推动各国能源转型和供应链重构的催化剂。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深刻改变了全球能源格局的发展方向,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法国启动了大规模的核电建设计划,至今核电占法国总发电量的比例仍超过70%。1979年伊朗革命引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直接促成了国际社会对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的广泛共识,IEA在此后将成员国维持至少90天进口量的石油储备确立为硬性义务,这一制度安排至今仍是全球能源安全治理的基石。2022年俄乌冲突面对天然气、原油供应风险,各国纷纷将能源安全提升至战略高度,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且在《“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中将“增强能源供应链安全性和稳定性”置于首位;欧洲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调整能源进口结构,从美国、卡塔尔、挪威等国大量进口液化天然气(LNG)并建设LNG接收终端,并将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大幅上调,风电和光伏投资在2022至2023年间出现跨越式增长,各成员国的能源转型进程被显著加速。

  本次美伊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超出能源范畴,并延伸至全球大宗商品贸易环节。未来几年内,各国或进一步提升能源安全的优先级,增加战略石油储备、推动进口来源多元化,加快对可再生能源以及电动车等对石油依赖低的相关领域的投资和推广。虽然我国能源的对外依赖度较低,但来自供应链安全的挑战更加严峻。一是进口来源集中度较高,对中东国家依赖度仍然接近总进口量的一半,而这些国家的原油出口几乎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有必要进一步分散进口来源;二是炼化短板和卡脖子环节仍然存在,我国炼化产能大多集中在低端的成品油炼制,中高端加工如高端化学原料、特种化学品、电子化学品依然大量依赖进口,这对我国加速国产替代和自主可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我国内需支撑强度、微观主体预期与2021-2022年存在差异,这意味着本轮应对输入型通胀的解决更加复杂。从内需和预期的角度看,2021-2022年中国经济处于疫后复苏通道,房地产投资虽已下行但仍有惯性,市场普遍认为经济下滑的原因是外部冲击,企业尚存扩张预期,居民消费意愿在疫后有所释放,经济各指标有望在疫后恢复至常态化水平;而当前房地产仍在调整中,尚未看到明确的周期拐点,制造业产能过剩、化债、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修复缓慢等问题成为价格修复的主要制约,微观主体的行为函数仍未从疫情中恢复。这意味着本轮输入型通胀不太可能引发需求拉动型的全面通胀,但却更容易形成“类滞胀”格局,政策对于稳增长与控通胀的权衡将更加困难。

  当前促进物价稳定回升总体政策思路应体现前瞻性与灵活性,在确保物价平稳回升的前提下,将短期应急管理与中长期结构改革相结合,加强财政、货币、产业、价格等政策的协同发力,避免外部冲击引发经济的“类滞胀”风险。

  (一)在价格调控体系方面,短期应对需以建立灵活高效的输入型通胀应对机制,辅以中长期价格改革,以增强经济的内生稳定性和抗冲击能力

  短期来看,应密切监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灵活运用战略石油储备投放等工具,平滑国内市场价格波动,防止恐慌情绪蔓延。此次应对美伊冲突引发的油价上涨,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2026年3月23日再次启动临时调控措施,在机制框架内对汽柴油价格上调幅度进行适当控制。这既是对既有调控机制的延续,也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针对受油价冲击最为直接的交通物流、纺织、轻工等行业,应研究实施阶段性的定向税费减免或补贴政策,缓冲成本上升压力,维持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从中长期视角看,价格稳定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关键领域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系统性降低经济运行中的制度易成本和要素错配成本。例如加速推进油气体制改革,切实落实管网设施的公平开放,降低中间环节成本;完善多层次电力市场的协同运作,特别是健全容量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等配套机制,使能源价格能更完整地反映其实际供需、可靠容量及系统调节价值。

  (二)短期政策框架需以稳定微观主体预期为核心,加快年内各项既定政策工具的落地速度和实施效率

  一是强化财政政策与准财政工具协同联动。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政策性金融工具,把握时度效。“时”的方面,抢抓二季度黄金期,加快债券发行使用和投贷联动,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对于符合要求的项目简化审批流程,推动资金直达项目,争取二季度末完成超长期特别国债60%下达、项目建设类专项债60%下达,以及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快速衔接,投放周期控制在1-3个月内;同步完善融资对接及项目储备机制,避免“钱等项目”、“项目等钱”。“度”的方面,厘清边界和投向,推动各类资金功能互补、形成合力,聚焦新质生产力、绿色、民生等重点领域。财政资金不缺位、不越位、不搞“大水漫灌”,给社会资本参与保留充足空间。超长期特别国债聚焦外部性强、周期长的跨区域战略项目和设备更新,发挥中央资金兜底作用,“补位”社会资本不愿进的纯公益领域;专项债侧重地方基建、民生及产业园区配套,兼顾化债与清欠,并探索资本金领域“负面清单”管理,打破社会资本参与的领域限制;政策性金融工具重点补足项目资本金缺口,并为有一定收益的政府投资项目搭桥,为银行信贷等社会资本铺路。“效”的方面,强化协同保障和激励引导,打通“最后一公里”。健全进度监测、用途调整和综合效益评价机制,对前期进度滞后、效益不达标的项目及时调整用途,严防资金沉淀;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细化“容错纠错”标准,并健全收益和风险分担机制,让社会资本能“算过来账”,激发各方“敢投”活力。此外,坚持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双向发力,加快建立政府资产负债表,全面梳理存量资产,探索REITs、特许经营权等多元化盘活渠道,为各类资金提供退出路径,降低不确定性和顾虑,形成“资产-资金-再投资”的良性循环,并考虑将盘活成效与新增债务限额分配、转移支付等挂钩,进一步激发地方主动性。

  二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依托财政货币联合工作组,健全沟通反馈机制,把握政策目标和实施节奏,加大配合力度。在政府债券发行高峰期,货币政策可灵活运用降息、降准、公开市场操作(如国债买卖)等方式平抑流动性扰动、降低融资成本,年内可按需开展1次降息、1-2次(定向)降准。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政府投资项目的衔接,对消费、科技、绿色、养老等重点领域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与财政政策形成合力。

  (三)考虑到当前我国需求修复基础尚不牢固、微观主体预期偏弱的事实,应对“类滞胀”风险,在保供稳价的基础上,应继续着力提振内需、扩大消费

  参考日本经验,在微观主体信心不足的背景下,政策必须从收入端发力,提振居民实际购买力与通胀预期。因此,提振消费在扩大内需中应占据主要地位,其核心在于构建居民主体“有钱花”、“敢花”、“愿意花”的良性循环。让居民“有钱花”,首要在于持续发展经济以“做大蛋糕”,借鉴国际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收入增长促进机制。例如发挥国有企业在收入分配中的示范效应,推动工资总额增量向一线劳动者和关键岗位倾斜;在财税政策上,应优化并落实针对企业职工培训、研发投入以及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政策激励导向人力资本提升,而非简单的普适性工资补贴;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释放消费潜力。让居民“敢花”,重点在于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建议完善社保体系,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推进医保、失业、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缩小待遇差距;同时扩大服务业开放,健全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推动行业标准化,增强消费信心。让居民“愿意花”,则需要从增加居民闲暇时间和创造消费场景入手,积极推动职工带薪休假制度落实,配合落实中小学春假制度,释放假日经济潜力,中长期则需通过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释放“新市民”群体的消费需求。

  此外,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其一,深化准入改革,持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研究制定民间资本参与“两重”建设的实施细则,明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等要求;其二,以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为契机,优化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确保民营企业在重大项目招投标、要素获取中享有公平待遇;其三,优化民企投融资环境,通过定向降准降息强化信贷政策的精准性,降低担保费率、加大中小企业贷款贴息,拓宽民企直接融资渠道等;其四,以“反内卷”为抓手促进企业盈利改善,鼓励市场化手段(如兼并重组)优化供给生态,加大清欠拖欠款力度,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形成企业盈利-投资良性循环。

  (四)若外部形势发生变化,政策应对需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留有充足的政策工具箱

  在冲突升级的极端情形下,国内产业链安全与社会民生保障将面临更加严峻考验,宏观政策需以“保供、稳价、强安全、稳预期”为最高宗旨,能源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优先级应高于短期经济增长。建议启动国家战略石油储备释放机制,全力增加国内煤炭、油气产量,保障初级产品供给。必要时,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汽柴油、电力等实施临时性价格干预措施,如最高限价等,阻断能源价格向整个经济体系的传导链条。同时,可评估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针对钢铁、有色、化工等能源密集型行业实施专项纾困计划,针对低收入群体和受影响严重的行业从业人员发放生活现金补贴或消费券,建立与CPI联动的补偿机制,以保障基本民生,维护社会稳定。

  [1]据市场研究机构测算,当国际油价同比上涨10%,对国内PPI同比的拉动幅度约为0.4-0.6个百分点,对CPI同比的拉动幅度约为0.1-0.2个百分点。若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油价上涨10%,对PPI同比拉动幅度在0.6个百分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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